近日，江蘇大學李金坤先生提出：“《文心雕龍》之學”應稱“文心學”，并提出了幾點“理由”。慎而思之，我覺得“《文心雕龍》學”還是簡稱“龍學”為好。

　　李先生建議“《文心雕龍》之學”應稱“文心學”的“理由”有三：一是“中華龍之學”和“《文心雕龍》之學”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學科都稱作“龍學”，容易產生歧義而混淆；二是“‘龍學’之名無以對應于‘文選學’”，劉勰直接參與蕭統《文選》編撰事宜，《文心雕龍》的篇目與《文選》及其選文標準都有不少相似之處，因而，“兩者專門之學的名稱應當具有相應之處，而現在的‘龍學’之名是難以對應于‘文選學’的”。三是“‘龍學’之名未能體現出《文心雕龍》書名之主要精神”，關于書名中“文心”和“雕龍”兩者的關系，大致有“主從”和“并列”兩種看法，李先生傾向于“主從關系”，認為如果說“文心”是《文心雕龍》主體內容的話，那么“雕龍”則是表現形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也就是“雕龍”是為“文心”服務的。

　　事物的名稱是否恰當，關鍵是要看其“名”是否符其“實”。李先生說的三條“理由”中，前兩條不是指向事情本身，也不是討論“名”是否符“實”的問題，因此不足以成為理由。研究中華文化的學問現在通行的叫法是“中國學”或曰“漢學”，而不叫“龍學”，與“《文心雕龍》學”是井水不犯河水，并不存在沖突。就像“《紅樓夢》學”簡稱“紅學”，紅色是中國人喜歡的顏色，人稱“中國紅”，但兩者互不妨礙，因為此“紅”非彼“紅”。至于說“《文心雕龍》學”的命名要與“文選學”對應，“理由”更是牽強。《文心雕龍》與《文選》的確有千絲萬縷的關聯，但是這些關聯都不能成為它們的名稱要對應的理由。就像人的名字，哪怕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他（她）們的名字可以各有千秋，何必一一對應呢？

　　李先生說到的第三點“理由”，指向的是問題的實質：“龍學”之名是否體現了《文心雕龍》的主要精神？換言之，《文心雕龍》是否真有“龍”？我們認為，“龍學”恰恰最精準地表述出了《文心雕龍》全書的精神實質。

　　一是“文心”和“雕龍”兩個詞的關系。我們知道，劉勰自己談及書名時說：“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序志》）李先生認為，“文心”是內容，“雕龍”是形式，這雖然是用現代文學理論去“強制解釋”古代文論，也大體不差。不過，說“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則只說出了兩者關系的一個方面。就從現代哲學基本原理來說，“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也是辯證統一、相輔相成的，而不是單向的誰決定誰、誰主誰從、誰比誰更重要的問題。這應是基本常識，不需贅述。再說，劉勰自己對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也有明確表述，不過，他用的詞是“文”和“質”、“情”和“采”：“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這里的“質”和“情”相當于文學的思想內容，“文”和“采”相當于文學的言語形式。劉勰認為，它們的關系是相互依附、相互對待的經緯關系，而不是誰決定誰、誰主誰從、誰比誰更重要的關系。既然“文心”和“雕龍”兩者是并列對等的關系，所以無論用“文心學”還是“龍學”都可以，都符合取名要“符實”的基本原則。

　　二是《文心雕龍》有龍的精神氣質。文之主體是“人”，在劉勰看來，人“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由此“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原道》）！劉勰視人為天地萬物之精靈，其言其文也是天地萬物之神秀，如此視人視文，不正如中國人視萬物之神靈的“龍”嗎？劉勰談文學，往往是天上人間、騰空入海似的。比如《原道》開篇就說，“文之為德”“與天地并生”，“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是為天文；“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是為地文，然后由天地之文說到人文。又如《神思》篇說，文學思維的特點是“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矣”。氣貫長虹，大有龍行天地、呼風喚雨之氣概！字里行間，無不體現龍之精神，所以，“龍學”最能體現《文心雕龍》的精神氣質。

　　（作者單位：贛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