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學文化傳承與發展中心、儒家網、敦和基金會聯合舉辦的“儒學重光”學術座談會近期在北京大學舉行，陳明、姚中秋、方朝暉、王瑞昌、彭永捷、慕朵生、姜志勇、田飛龍等儒家學者出席。

本文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方朝暉的現場發言，由主辦方授權澎湃新聞編輯刊發，標題為編者所加，略有刪節。我認為自己更適合做一個儒學的解釋者，與在座的諸位殊途同歸。

我一直認為對于儒學的發展，今天要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激活。所謂激活，是指在今天這個高度信息化、工業化、現代生活方式主導的時代，從儒學當中找到一些確實對人類生活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把經典當中的精神激活，就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顯示儒家傳統的生命力。假如我們不能夠激活它，不能為現代人的生活展示它的生命力的話，則永遠是閉門造車，不能讓別人信服。

對于儒學的激活問題，我想講兩點心得：

第一，心靈安頓。自孔子以來一直講修己、修身為本，原因在于我們每個人首先要安頓自己的靈魂，只有自己的靈魂安頓好了才能做其它事情。這并不一定就完全是心性儒學的問題。

我們今天這個社會最大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人心浮躁、心靈空虛、信仰無存，很多人很富裕、生活舒適，但內心非常空虛。如今很多大學老師、高材生（包括我自己教過的學生）出家做了和尚，學校也發生了一些諸如跳樓自殺等特殊事件。從這些例子可以發現，現代大學生以及公民的精神世界無法安頓的問題非常嚴重。我們絕大多數人不可能去做和尚，但是同樣有安頓自己靈魂的需求。

那么，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沒有價值的時代，如何去找到價值，這就是我要重談儒家修身的重要原因。我覺得儒家文化在這個問題上提供了一些深刻的思考，那就是從“心”、“性”到“理”的范疇來思考生命的意義問題——其中包含回答什么樣的東西才可稱為價值，什么樣的生活才可稱為健康的生活——這些從儒學角度一定要回答的問題。

第二，儒學要復興，需要站在現代科學的角度來解釋當下社會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只有你把問題存在的根源以及解決之道解釋清楚了，才能說明儒學社會治理之道的高明之處，也才能真正讓人信服，否則人多半會覺得儒家缺乏說服力。

這些年大家議論最多的便是道德風氣敗壞的問題，人與人相互算計，沒有任何安全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從儒家的角度出發，認為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

一是假話、偽善。明明都知道那個東西不存在，但你必須要說它存在，誰越說得天花亂墜、惟妙惟肖，誰就越能成功，久而久之導致社會良知的麻木。

二是向錢看，為了經濟利益很多手段都能使出來。

這兩個原因，說穿了其實都跟儒家所講的“正始之道”（《春秋公羊傳》講的大一統之道）有極為深刻的聯系。儒家千百年來強調移風易俗，同風俗而一道德。所謂“正始之道”，強調的就是為政者自身在國家治理的方針方向上不能“以利為利”，而要“以義為利”。以義為利，就是追求公平、正義，以道義為先。而我們長期把GDP和經濟利益看成衡量這個社會有沒有活力的主要標準。其實，儒家認為，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才是真正重要的，而我們顛倒了相互的關系。當社會公平正義和GDP增長發生沖突的時候，寧可犧牲正義也要保證經濟增長，這是社會道德風氣敗壞非常重要的另一根源。所以我覺得儒家思想的活力在于，它要能夠解釋我們的社會現實，如果不能解釋那就成了空談，很難讓人信服。

又比如說儒家的“性善論”，這些年我不知聽到多少人在罵這個性善論，說儒家思想就是因為過于理想化，把人性看成本質善良的，所以主張講道德，一切寄希望于道德。其實任何一個認真讀過《孟子》的人絕對不會這么想問題，任何一個認真研究過中國古代人性思想的人也不會這么看問題。至少古人不是我們這么想的。

就我的理解而言，孟子“性善論”講的是我們從人性出發而成為一個好人，人性是高于一切的。對仁義道德，人們不是為了追求它們而追求，我們是為了自己的人性而追求。人要找到適合自己天性成長的方式，結果才成了有仁義的人，在他人看來有道德的人。但從來不是為道德而道德。這是儒家王道思想的根本之一，人性的邏輯高于社會邏輯，社會的邏輯高于政治的邏輯和國家的邏輯。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就不能真正理解孟子的“性善論”，“性善論”從根本上是在講社會管理要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和價值，要首先尊重每一個人作為主體所擁有的自覺性。

今天我們在社會管理中更多是按照“性惡論”的管理方式，把所有人當做逐利的動物，通過最大限度的利益誘惑來促進社會發展。所以法家在中國從來沒有消亡，在今天生活中的每個角落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看一下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他們身上那么有朝氣、有獨立精神，他們不輕易出賣自己的良知，不會賤賣自己的成果，哪像現在這樣爭著去賤賣，就是因為我們忘記了人格的尊嚴和價值，也不知道積極培養每個成年人的人格尊嚴和價值，不自覺中把他們當成了動物，結果他們也就自覺地朝動物方向發展。

西方有一個現代經濟學流派叫做制度經濟學，他們一個重要的觀點是強調制度有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分為正式和非正式的約束。所謂非正式的約束包括：道德、風俗、倫理、宗教等一系列因素。一切人們可見的社會制度、法律條文，都是在非正式制度的汪洋大海里形成的，并且只有靠廣闊的非正式制度之海來支撐它，才能良好運作，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我們研究西方幾個自由主義大師像孟德斯鳩、托克維爾、哈耶克的思想，可以發現這些西方啟蒙以來的自由主義大師們都極其重視社會風俗道德，認為依靠風俗道德自發形成的社會制度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思想、看禮制，可以說禮制是制度經濟學所講的非正式制度，或者說是介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間的東西。儒家講禮大于法、移風易俗，就是要先把社會制度背后更深層的基礎建立起來。我們長期以來只看見那些表面的東西，看不到背后更深層次的東西。

我們今天要激活儒家傳統，要善于充分利用現代社會和人文科學的資源，來說明儒家傳統確實對于我們理解當今社會一些列問題的根源以及解決方案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