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一位公認的文學家、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至今仍然研究得并不充分的教育家。在民國時期的教育界，胡適是一位領軍人物。胡適先后在北京大學、中國公學、光華大學執教，曾任中國公學校長，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文學院院長、校長。他七十一年的生涯中，在大學總共工作了三十多年。

　　在民國時期的大學體制改革方面，胡適作出了不可抹殺的貢獻，由于他的倡議，北京大學成立了評議會，創辦了《北京大學日刊》，并于1919年正式改用選科制與分系法，陸續成立了各科各門的研究所。他主張“接受教育權利平等”，大力呼吁“大學開女禁”，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促使北大于1920年春開始招收女旁聽生，同年暑假正式招收女生，開我國大學男女同校的先河。1921年9月，胡適又向北京大學提交了預科改良方案，并按此方案開設了“試驗班”，在“試驗”中求改革。

　　胡適是一位法治的提倡者，推動教育立法是胡適終生不懈的奮斗目標。早在1922年他就參與了《壬戌學制》的制訂。辛亥革命后廢除了清末學制，倉促制定了《壬子（1912年）—癸丑（1913年）學制》，一方面并未擺脫清末學制的影響，另一方面新式學校又五花八門。1922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濟南召開第八屆年會，討論修訂新學制，于同年11月1日通過，名為《學校系統改革案》，即《壬戌學制》。身為北京大學教務長的胡適是新學制的主要起草人，他的主張——學制改革的重心定位于中等教育——為學制所采納，具體表現為小學七年壓縮為六年，中學由4年延長為6年，分初、高兩級，沿襲至今。1946年12月他領銜提交了《教育文化應列為憲法專章》的議案，并親擬了十項具體條文。1947年8月，在政局混亂、物價騰飛的形勢下胡適又提出了一個《十年教育計劃》，發展本土教育，扶植重點大學。由于胡適既有教育理論素養，又有教育實踐經驗，所以他的教育觀內容豐富，涉及到教育史、教育法、教育理論諸多方面，極具特色。

　　胡適自認為他的思想受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和美國哲學家杜威這兩個人的影響最大：赫胥黎教他懷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教他思想，關注當前問題，把一切學說理論都視為有待證明的假設。不過，比較起來，對胡適一生的文化生命產生決定性影響的還是杜威（JohnDewey 1859-1952）。有趣的是，胡適對杜威的興趣并不是來自對杜威的熱捧，而是來自美國康奈爾大學“客觀唯心派”哲學教授對杜威學說的猛烈批判。“多談科學而少談宗教”的信條，使胡適在杜威哲學中找到了最初的思想契合點。于是胡適決定中斷康奈爾大學的學業，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向杜威學習哲學。胡適主要從三個方面把握杜威的思想：一，杜威哲學的根本觀念；二，杜威論思想；三，杜威的教育哲學。（《實驗主義》，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第23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不過，胡適的教育思想絕非杜威思想的簡單翻版。在杜威訪華之前，中國思想界就介紹過亞當·斯密、尼采、穆勒、托爾斯泰、赫胥黎、達爾文、斯賓塞、盧梭、孟德斯鳩、克魯泡特金等人的著述。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對胡適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胡洪骍”之所以在十九歲那年正式使用“胡適”這一名字，就是受到了達爾文進化論中“適者生存”觀念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廣采博覽、中西俱粹的思想家，胡適對杜威哲學的師承是有所選擇的；他尤其擅于在中國古代典籍里直接尋找符合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元素。比如，他認為，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跟杜威“平民教育”乃是公共教育的觀念完全一致。他認為，中國除官學之外，漢代的私人講學也是當今私立學校（民辦學校）的起源。胡適認為私立學校比較自由，更少限制，是傳播學術的重要基礎。又如，他肯定中國綿延兩千余年的科舉制度。這種考試制度在發展過程中逐步打破了階級觀念，只問成績，不問來歷，成為了一種標準客觀、公開競爭的選拔人才制度。這種制度經外國傳教士推廣介紹，對歐洲的文官考試制度產生了積極影響。從清儒的治學方法中，胡適也找到了實用主義提倡的“實證”精神。這些都表明胡適力圖用杜威的“平民教育”“個性教育”“生活教育”“重視證據”等觀點激活中國本土的教育傳統，也表明胡適的教育思想不僅融入了杜威思想等西學理論，而且力圖與中國社會的歷史文化特點與現實狀況相結合。蔡元培贊揚胡適“新學深沉”，“舊學邃密”，這一評價也在胡適的教育思想中也得到了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