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遭越喧囂，越顯出“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的低調。不僅沒有腰封、推薦語，近些年甚至更貼近30年前的模樣——連書封上的作者和出版社都省了，只留一行書名。與書名相伴的，是一枚“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的印章。只要看到這枚印章，讀者便能心領神會。

　　同行者的步履越匆忙，越顯出“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的從容。自1978年啟動，少時每年新出版兩種，最多也不過5種，30多年下來，竟然積累了136種。從《詩經》《楚辭》到《聊齋志異》《儒林外史》，一幅中國古典文學代表作的地圖已經有了輪廓。

　　日前，“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又添新成員。典藏版《李白集校注》《杜甫集校注》《東坡樂府箋》《稼軒詞編年箋注》在上海首發(fā)，以紀念瞿蛻園、龍榆生、鄧廣銘等前輩學人。這不禁勾起了人們對這套叢書的許多記憶。

名家注名作

　　“我是從1983年開始讀古代文學專業(yè)研究生的，當時導師程千帆先生給我們開出的必讀書目，很多都來自‘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對于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程章燦來說，“叢書”中的《鮑參軍集注》《后村詞箋注》等書不僅印象深刻，而且至今還經常翻檢，“我非常佩服‘叢書’里的箋疏作者。我最早了解錢仲聯先生的學問，就是從他箋注的《鮑參軍集》《后村詞》這些書里。從鄧廣銘先生的《稼軒詞編年箋注》中，能讀出老先生在學問面前那種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以及他那種文史結合的學術方法。”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汪賢度、曹中孚專程趕赴河北大學，約請知名學者詹锳為《文心雕龍》作注。幾經修改，11年后，一部百余萬字的《文心雕龍義證》終于出版。此書博采國內外《文心雕龍》研究的重要成果，補正了此前幾種校注本的不足，成為詹锳40多年研究《文心雕龍》的總結性著作，兩年后一舉獲得首屆全國古籍整理優(yōu)秀圖書一等獎。

　　已故蘇州大學教授錢仲聯，在學界以勤于著述而聞名。“叢書”收入了他的《鮑參軍集注》《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劍南詩稿校注》《牧齋初學集》《牧齋有學集》《牧齋雜著》《人境廬詩草箋注》七部著作，總字數超千萬。2003年9月，96歲的錢仲聯最后一部古籍整理作品《牧齋雜著》出版。3個月后，這位畢生專注于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溘然長逝。

　　程章燦認為，“叢書”之所以具有“典范”的價值，一方面是因為其所遴選的作家、作品是古代文學史上的典范，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些書的整理者為古籍整理事業(yè)提供了一個典范。

后學薪火傳

　　前輩學者相繼離世，但“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整理出版的腳步并未停歇。

　　“除了約請古典文學研究大家，我們還關注很有潛力的中青年學者。比如《詩品集注》的作者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曹旭，20世紀90年代這本書出版的時候，他也就40多歲，此外還有復旦大學教授蔣凡、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洪本健等一批中青年作者，正是因為他們的精益求精，這套書才能有如此的生命力。”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介紹，最近十多年來，“叢書”又出版了一批早年約定、經中青年學者數年耕耘方才完成的優(yōu)秀書稿，如黃寶華整理的《山谷詩集注》、龔斌校釋的《世說新語校釋》等，出版時都稱得上對該作家作品最為深入可靠的整理本。

　　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杜甫集校注》作者謝思煒看來，如今，數字技術、互聯網的發(fā)展，帶來了空前的資料便利，而人文學術研究整體水平的提高帶來的新方法、新觀念，也給當代的古典文學研究提出了很多新問題。

　　新的收獲顯而易見。洪本健校箋的《歐陽修詩文集》，因為參考了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收藏的南宋刻本，勘正了國內通行版本的不少錯訛。高克勤整理的《王荊文公詩箋注》，以更接近宋刊本原貌的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朝鮮活字本《王荊文公詩箋注》為底本，注文比國內通行版本多出近一倍。2011年，距《詩品集注》出版17年后，曹旭撰寫的《詩品集注》增訂本出版，增訂的篇幅差不多是原書的一半。曹旭說，他就像一個拾麥穗的孩子，一年一年、一點一點地將這些《詩品》研究新成果的“麥穗”積攢下來，做到顆粒歸倉。

　　進行這場學術接力的，不僅有學者，還有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總編輯奚彤云表示，如今出版“叢書”的重任已逐步交到新一代編輯手上，有前輩積累的豐富經驗，有幾代作者的支持，再加上古籍出版環(huán)境的日益改善，新一代編輯有信心傳承學術薪火，使“叢書”的出版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