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

　　《堯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忍

　　《衛靈公》：小不忍則亂大謀。

　　聞

　　《公冶長》：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目前，在古書中歷來見仁見智的疑難詞句的注解中，還較為廣泛地存在著王力先生指出過的“十位學者隔離起來，分頭研究同一篇比較難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種不同結果”的現象。我們提出“以考察分布為主軸的訓詁”，就是試圖改變這一現狀。這種訓詁方法，較有可操作性，過程和結果較為具有可驗證性、可重復性。《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就是實踐這一訓詁方法的階段性成果。

　　所謂“分布”，一是指詞在句中所占據的語法位置，如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等等；二是指詞的結合能力，即該詞修飾何詞，該詞被何詞修飾，等等。通俗地說，就是詞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條件。

　　其中至為關鍵的，就是好些學者都曾論述的，幾乎沒有哪個詞的分布和其他詞雷同。雖然僅見于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古漢語，要確定一個詞的分布總和很困難，但出現頻繁的常用詞，考察其大致的分布并與其他詞加以區別還是可行的。用分布的區別性特征，在同時代典籍中仔細分辨詞或義位分布的不同，就可將某一詞語和其他詞語區別開來，古書中的疑難詞句就有可能求得確解。

　　《論語·堯曰》中“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以前的注本——包括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錢穆《論語新解》，都把“誰”理解為主語，翻譯“又誰怨”為“又有誰來怨恨呢”“又誰來怨你呢”�？紤]到古漢語中主語經常不出現，上古漢語賓語“誰”一般位于謂語動詞之前，這一“誰”可能是賓語，“又誰怨”應譯為“（他們）又能怨誰呢”。既然主語“誰”和賓語“誰”都在謂語動詞前邊，怎么鑒別呢？我們統計了大量同時代文獻后，發現主語總是位于副詞“又”之前，賓語總是位于副詞“又”之后，這一句的“誰”應當是賓語。這是考察同一個詞的分布。

　　《衛靈公》中“小不忍則亂大謀”，該句的“忍”歷來有兩種解釋：忍心，忍耐。目前的《論語》注本一般都注“忍耐”（容忍）。但在《論語》成書時代的典籍中，當“忍”受否定副詞修飾且不帶賓語時，只呈現“忍心”的意義，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漢末。因此，小不忍，即小小的不忍心，也即小小的仁慈。距離先秦時代不遠的漢朝人正是這樣理解的，《史記》《漢書》多有記載。這是考察“忍”的兩個意義在分布上的區別。

　　《公冶長》：“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論語譯注》讀“唯恐有聞”為“唯恐又聞”。我們通過對《論語》同時代典籍的全面考察，發現動詞“聞”除了幾種特殊情況外，都必須帶賓語。其中一種特殊情況是固定結構如“多聞”“無聞”等。“有聞”因出現較頻繁，也是固定結構，不帶賓語。如：“三咽，然后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滕文公下》）而“又聞”少見，不是固定結構，要帶賓語：“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季氏》）可見“有聞”不能讀作“又聞”。這里考察了“有”“又”兩詞的分布特征。

　　因為每一詞甚至詞的每一義位的分布都是獨一無二且客觀存在的，因此在全面準確考察的前提下，十位學者分頭考證，結果可能一樣或近似，這就較為符合科學研究所要求的具有可驗證性、可重復性。因此以考察分布為主軸，形訓、義訓、聲訓以及二重證據法等等手段、方法都圍繞著分布來進行，是較為可操作的。

　　符合分布的標準，指經過同時代語言的全面考索而能夠文從字順。符合分布也即文從字順的句子，不必再作他釋；不合分布也即不通的句子通過改變句讀、讀若他字詞或換字等手段而最終文從字順者，為合格的考釋。

　　有無例外？當然有。例外是如何造成的？古代漢語沒有錄音，現存古漢語材料，無論傳世文獻或出土文獻，都是通過漢字這一媒介來記錄的；漢字記錄的古漢語有著少量的失真，尤其是在古代不用標點符號的情況下。但是，第一，這類例外并不多見，也即大多數“兩讀皆可通”并非真的如此，其中大多數可以證明只有一讀。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據說有八種讀法，我們已經在《論語新注新譯》這章的《考證》中證明，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傳統讀法在當時語言中是文從字順的。第二，這“兩讀”都必須經過同時代語言的全面考索證明是文從字順的。

　　我們不提倡兩種做法，一是在考證這類疑難詞句時，將語言系統之外的情理、義理作為重要證據甚至唯一證據；二是雖然在語言系統之內運用形訓、義訓、聲訓等方法、手段考索疑難詞句，但至為關鍵的考察分布的環節卻缺位了。

　　古人雖然沒有說什么“分布”，但有關詞語考證的經典范例，都符合分布原理。例如“高郵二王”（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釋《詩經·邶風》“終風且暴”，通過對“終溫且惠”“終窶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有”等“終～且～”句式句子的歸納，認識到“終風”不是前人所說的“西風”“終日風”，“終”是近似“既”的意思，這就是典型的以分布為主軸的考據。古人謂之考“辭例”，反復予以強調；楊樹達先生謂之“審句例”，說它是王氏之所以成功的緣由；我們不過是明確提出以分布為主軸罷了。

　　前人多認為王氏《讀書雜志》《經義述聞》勝過俞樾《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因為前者更注重書證，也即更注重辭例；前人注重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勝過注重其《群經平議》《諸子平議》，也是因為前者更注重辭例�？梢�，前人未嘗不明白“重辭例”“審句例”的重要。我們反復強調對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既然王氏之釋“終風”，俞氏《古書疑義舉例》無疑是精華，我們當然應該吸取并發揚光大之。

　　當然，利用分布來考索古詞語，有些問題還有待解決。例如出現頻率很低的字詞，暫時還未找到考察其分布的有效辦法。

　　（作者系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