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國家公祭日來臨之際，一些來自國外的消息引人注目：加拿大安大略省議會二讀通過議案，意在將每年的12月13日定為安大略省“南京大屠殺紀念日”；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物理學家鄭洪以大屠殺幸存者的真實經歷為題材，歷經10年創作的《南京不哭》問世；南京大屠殺史實展第一次走進法國，名為《共同見證：1937南京大屠殺》的展覽，突出了歐美人士對大屠殺的見證……作為慘絕人寰的戰爭悲劇，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正在更深切地進入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西方世界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和認識，如今到達新的階段。去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入選的11組檔案，均為最典型的南京大屠殺第一手史料。從南京市民羅瑾冒死保存下來的16張侵華日軍自拍照片，到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的16毫米攝影機及其膠片母片；從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谷壽夫判決書的正本，到美國人貝德士以及幸存者陸李秀英的證詞，還包括親歷大屠殺人士的若干日記。這些具有毋庸置疑權威性、真實性和唯一性的材料，對于在全世界形成一種感性記憶，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很多人提起南京大屠殺，第一印象就是“30萬”的死難者數字。作為二戰三大慘案之一，在國際上卻沒有形成與其相適應的強大記憶，除了某些勢力別有居心地掩蓋罪惡和篡改歷史，也跟大屠殺記憶在具體層面的建構不足有關。猶太人歷史學家舒衡哲認為，大屠殺意味的不是數字，“而是一個人，加一個人，再加一個人”。在一點一滴中顯現軍國主義的瘋狂，在一個又一個故事中顯現人性的破碎，更能夠讓今天的人體味大屠殺受難者對戰爭犯罪的控訴。
抗戰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證詞等各種人證、物證來說話。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個要求，針對的正是彌補和豐富人類共同記憶的重要工作。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口述史整理，其實是從新世紀才集中進行的，這些工作在近些年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口述史大部分已經整理完畢。通過這些資料，人們更能體會切膚之痛的無助與恐懼。就像杰弗里·哈特曼說的那樣：“在奧斯維辛之前，我們是只能在想象中體驗罪惡的兒童，而在奧斯維辛之后，我們已經不再是兒童。”南京所蘊含的“感情記憶”，只有在深深剖析精神創傷的基礎上，才能真誠傳遞給外面的人，傳遞給后來的人。
走進每一個受難者的世界，是一件艱難的事，但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來說，其意義巨大。納粹集中營幸存者保羅·策蘭在《死亡賦格》中寫道：每日每夜，我們飲下黑色牛奶，為自己挖掘一座不再擁擠的空中墳墓。所謂的“黑色牛奶”，指的就是無法痊愈的人道傷痛。屬于南京的“黑色牛奶”，需要被今天熱愛和平與發展的人們，特別是在心理上一直遠離東方戰場的人們所飲下。南京大屠殺應成為沉埋在人們心中的活生生的歷史記憶，因為如果人類沒有直面真正的黑暗，就無法解釋光明從何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