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援引東漢思想家王充“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的說法，語重心長地教導廣大青年：“人生的黃金時期在青年。青年時期學識基礎厚實不厚實，影響甚至決定自己的一生。廣大青年要如饑似渴、孜孜不倦學習，既多讀有字之書，也多讀無字之書，注重學習人生經驗和社會知識。”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語出王充的《論衡》。《論衡·實知》說：“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在這句話中，“知物由學”是整句話的核心。“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可以看作是“知物由學”的具體闡釋。而“人才有高下”是前提，是條件，是用來強調“知物由學”的。也就是說，無論生來如何，盡管他們性情有差異，才智有高下，能力有大小，但“知物由學”，別無他途。

　　這里，王充旗幟鮮明地主張“學知”，反對“生知”。在他看來，天地之間，根本就沒有什么生而知之的人，后天的學習，才是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在這個問題上，即便是所謂的“圣人”也不例外。如果“圣人”是可以生而知之的，那孔子何必說自己“十有五而志乎學”，而且“學而不厭”呢。“圣人”尚且不能“生而知之”，那無論是泛泛的“智能之士”，還是凡夫俗子，就更是“不學不成，不問不知”。由此，王充得出了“知物由學”的結論，即要想了解事物、知道事情、懂得事理，學習才是唯一的途徑。

　　“知物由學”的提出，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興起于西漢武帝時期，盛行于東漢時代的讖緯學說。在知識的來源問題上，讖緯神學主張生而知之，先知先覺，不學而知。《白虎通義》中就有這樣的說法：“圣人所以能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當時普遍認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有獨異于眾的眼力和聽力，能前知千年以前的事，后知萬年以后的事。

　　王充堅決反對并徹底批判了這種觀點。他犀利地指出：“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舉凡天地之間，所有體內有血的動物，沒有天生就知道的。即便是所謂的圣賢，也必須依靠耳聽、眼看來弄清事情的真相。要想“不學自知，不問自曉”，遍覽“古今行事”，是“未之有也”的事情。一個人能夠預見到未來的事情，并不是因為他有過人的視力和聽力，而是通過考察事情的征兆和跡象，根據事物內部的規律推論得來。“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如果根本沒有聽說或看到過，那就不可能描摹出事物的形狀。圣賢先知的奧秘在于，他們能暗中留心觀察，而且默記于心。可見，“所謂圣者，須學以圣。”圣人的成圣之路，同樣離不開學，同樣要借助學。

　　王充之所以能得出“知物由學”這一迥異流俗的結論，還與他的個人經歷密切相關。王充的祖上，本是豪族。但祖父幾代，因為好勇斗狠，仗勢欺人，四處樹敵，到處結怨，反復遷徙，導致家道破落。但年幼的王充“有巨人之志”，年少老成，不好狎侮。“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進鄉校書館，書館中學童百余人，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受罰，唯有王充書法日進，未曾受責。后又負笈千里，游學于京師洛陽。“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艱苦卓絕的求學經歷，使他不僅具有了“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的胸襟器識，真切感受到了“人有知學，則有力矣”，這一與“知識就是力量”最切近的說法，而且也得出了“知物由學”的結論。

　　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注重“學”及其意義。《論語》開篇就表明，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是人生的一種享受。曾子也說“君子愛日以學”，荀子則說“學不可以已”，學習被看作是一個人終身的使命。周秦兩漢六朝諸子，則不乏《勸學》《勉學》《勖學》《讃學》的篇章。王充的“知物由學”，為這些眾多的勸學文章，做了一個簡明而精到的詮釋。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國學經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教育學會傳統文化教育中心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