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同黨外人士共迎丁酉新春并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這是參政黨應有的擔當。參政黨一個重要職責是讓執政黨聽到各方面聲音，特別是批評的意見。同志們要敢于講真話、建諍言，客觀反映情況。”

　　“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出自《明史》卷《駱問禮傳》，這是明人駱問禮上隆慶帝奏書中的一段文字。明穆宗隆慶三年（1569），穆宗皇帝接受言官們的意見，命諸政務面奏。當是時，駱問禮考中進士授官未久，職務也僅為從七品南京刑科給事中。給事中與御史皆屬明朝的言官，上言本其所職，但是北京的言官們提出面奏之請則并非出于公心。在駱問禮看來，他們不過是懼天下后世之議，以此推諉責任而已。于是遠在南京任官的駱問禮上書言及面奏事宜十事，其中第七事為“平好惡以作士氣”，《明史》中將駱問禮這段文字總結為：“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眾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

　　駱問禮的這份奏疏在當時及其后能夠引起較大反響，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奏疏中敢于講真話，而且提倡講真話，建諍言。

　　在明朝歷史上，明穆宗算得上是一位不錯的皇帝，他的兩位老師，一位是高拱，一位是張居正，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也都是適應社會發展的改革家。當時東南沿海“倭亂”，在戚繼光、俞大猷等愛國將領的努力下，已經平息。北方則在高拱、張居正主持下調戚繼光守薊門，蒙古靼韃部接受了明朝封號，史稱“隆慶議和”。此后即有“隆慶開海”，適應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開啟了海上商業貿易的繁榮。而張居正改革新政的設計也正完備于此時。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明穆宗聽取言官們的建議，命諸政務面奏，他當然希望能夠聽到來自各方面的真話。但是在駱問禮看來，事情并不在于是否面奏，而在于需要樹立一種講真話、建諍言的氛圍。所以他在奏疏中說道：“一人非之不為逆，人所獨見，眾共是之，不為比，惟其當而已。”

　　駱問禮的這番話是實有所指的。明朝中葉以后，從社會到官場，流行一種應酬之風，與駱問禮同時代的呂坤，在他的《呻吟語》中曾經說道：“而今只一個‘茍’字支吾世界，萬事安得不廢弛？”官員們事事茍且，只顧在官場上鉆營，諳知為官之道的潛規則；或因門戶漸開，官居給事中、御史者，各有所主。所以后人評論說：“故其時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無當，與其心之不能無私；言愈多，而國是愈益淆亂也。”當官不做事，或者唯唯其間，誰也不得罪，或者黨同伐異，維護的只是一群人的利益，這也成為當時官場中的痼疾。

　　但是駱問禮卻是一個不肯茍且的人，他敢于挑戰皇帝權威，當張居正請穆宗皇帝大閱時，他出來反對，以為“非要務”，并因為多次與張居正牴牾而困于仕途不得升遷；他也從不隨波逐流，當張居正死后備受攻擊，眾官員們唯恐被視為張居正同黨的時候，他卻以一首《哭張江陵》表示出對于這位改革家的崇敬：“寵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幾元臣？沉沉伏馬周墀靜，蔚蔚虞羅禹服新。方進早除賢范遠，祈奚內舉圣恩頻。憑云一灑臧孫淚，藥石年來味始真。”他也不畏權貴，對于顯赫的功臣之后誠意伯劉世延的為非之舉，他毫不猶豫上疏彈劾；他更不因循當時官場當官不為官的風氣，上疏彈劾福建巡撫涂澤民不職。駱問禮因每每直言，得罪皇帝身邊宦侍而被貶謫到僻遠的楚雄任九品知事。

　　如此看來，駱問禮在官場上確實顯得有些不識時務，但是他的不識時務恰恰是因為有了那種敢于講真話、進諍言的擔當。只可惜在當時官場中，像駱問禮這樣的官員實在太少了。

　　駱問禮在官場位終于湖廣（今湖南、湖北）按察司副使，并無顯赫地位，但是他的這份奏疏卻不僅收入《明史》本傳，而且當明末陳子龍等人修纂《皇明經世文編》的時候，這份奏疏也被全文收入，成為傳世的經世之文。

　　今天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廣大知識分子要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多作貢獻，對國家大事，樹立起“惟論是非，不徇好惡”的擔當精神。這不僅是習近平總書記的期望和要求，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責任。

　　（作者：商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