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學者赫伯特·芬格萊特將中國稱為“一個如神圣禮儀般存在的人類社群”。年復年，日復日，禮儀生活交織著種種敬意與溫情，在我們這個和諧大邦世代傳承。
《管子·牧民》：“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其中，“四維”指的是禮、義、廉、恥。“四維”是國家運行的重要支柱，禮絕則國傾，義絕則國危，廉絕則國覆，恥絕則國滅。國家順應禮制法度才能使父母兄弟妻子各得其所，社會關系方能穩固。拋棄“禮”，社會發展將會失去平衡。
目前來看，餐飲禮儀、社交禮儀、家禮、開筆禮、成人禮、婚禮等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尤其是婚禮中西合璧、花樣繁多。然而，遺憾的是我國并沒有一部現行的官修禮儀文本如《漢儀》《大唐開元禮》般去讓人們參考或效仿，以至于很多禮儀活動失去了原有的涵義，甚而成了表演、娛樂、嘩眾取寵的噱頭。
婚禮，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禮儀。《禮記》將之概括為“禮之本也”，“萬世之始也”。它是各種禮的根本，夫婦合兩姓之好，而后繁衍子嗣傳宗接代以至于無窮，才為國家興旺發達、長久存在創造了基礎條件。古代國君在迎娶夫人的求婚辭中會寫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希望您的女兒能夠嫁給我，與我一道治理國家，祭祀宗廟社稷。除傳宗接代以外，婚禮更多要表達的是夫婦一體、相扶相攜、尊卑等同的含義。所以，婚禮儀式中“御布對席”“合巹而飲”“共牢而食”傳遞的都是這個意思。另外，古代婚禮中還有“拜見公婆”這一禮節。即新娘要在婚后的第二天向公公婆婆見禮，以表達內心的尊重。今天，這一儀式演變為夫妻共同向雙方父母敬茶。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其基本精神是為了彰顯中國的孝親之道。由此可見，婚禮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形式，而是一場正視夫妻關系的啟蒙教育。
然而，在現代社會中，如此神圣莊嚴的時刻竟被一些人視為兒戲，甚至演繹為一場鬧劇。尤其表現在那些荒唐而野蠻的“鬧婚”陋習方面，鬧公婆、鬧新郎、鬧新娘，手段粗俗卑劣，甚至威脅到當事人生命安全。我國多地有用“驢板車”迎娶新娘的習俗，后來逐漸演變為公婆代替毛驢拉車迎接新人，新郎父母脖子上被掛上鈴鐺，或被戴上高高的帽子，一邊吃力地拉著新郎新娘，還要在地上學“驢打滾”，旁邊的眾人盡情拿他們取樂，有人對老人揮鞭，有人往老人嘴里塞干草。含辛茹苦的父母把孩子養大成人，婚后也被置于如牲畜般使喚的境地，怎能不令人唏噓心寒？婚禮上，很多新郎也都吃盡苦頭。去年冬天，日照一位新郎被鬧婚的幾個壯漢扔進溫度零下的海水里，凍得渾身發抖。陜西榆林的蔡某更是為了躲避鬧洞房，不慎從六樓墜下，搶救無效死亡。另外，新娘更是難逃此劫。諸多成年男性借此機會毫無避諱地對新娘進行言語侮辱，甚至性騷擾，嚴重損害到女性的尊嚴，對其心理造成極大傷害。“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禮記·郊特牲》）此等對社會有害無益的陋習，該收場了。
“鬧婚”是原始婚姻的一種遺跡。鬧婚的緣起，有兩種說法。其一，按照恩格斯的研究，母系制向父系制轉變過程中，原始婚姻由群婚向對偶婚過渡，女子要通過“贖身”才能換取自己的貞操權利，即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獻身于男子們或由部落首領、酋長或巫師行使對新娘的初夜權。其二，根據英國歷史學家麥克倫南的研究，在實行族外婚的原始部落，一集團的男子要攜同族人用暴力從其他集團為自己搶劫妻子，在舉行婚禮時其友人和親屬都可以提出對新娘的權利。中國的搶婚和鬧婚風俗也與原始婚姻有著一定的相關性。梁啟超曾做出分析，《易·屯卦》爻辭“乘馬班如，匪寇婚媾”“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即是古時搶親的掠影。但是，李衡眉先生多次強調，掠奪婚在華夏族古代是個別的、非常態的現象。先秦儒家也并未將“鬧婚”這一環節納入到婚禮儀式中去。在中國最早的一部禮制匯編《儀禮》中，男方去女方迎親，并不會遇到刻意刁難，也不會暴力哄搶，而是臨別前父母對女兒進行叮囑教導；在女方到了夫家之后，并不會受到恣意調戲、野蠻鬧婚，而是“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曾子問》）。
禮儀等同于文明。中國龐大的禮儀系統，是人類社會由野蠻邁向文明的一塊歷史豐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記·禮器》），每一種禮儀都暗含著人性所特有的道德和對生命的敬畏。自周代，開始設定天子之禮、諸侯之禮、卿相之禮，后來延伸出士人之禮。從孔子以仁釋禮開始，經過漢、唐、宋、明、清等多個朝代，政府和官員幾番做出“禮下庶人”的嘗試，專門制定了“庶人之禮”供民間通用，但均未得到普及推廣。主要原因是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遭到了貴族階層的阻礙。具體而言，禮儀和禮制是門閥貴族彰顯身份、炫耀門第、維護特權的工具，根據等級品階的不同，他們所穿的服制、所用的器物、乘坐的車輦等各不相同，庶人用禮，損害到貴族階層的威儀和利益。“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白虎通義》）甚至有些官員認為，庶人只可施用刑罰。所以，老百姓通用的大都是流傳于民間、不完全符合禮制規范、適合于他們生活方式的“禮俗”（楊志剛《“禮下庶人”的歷史考察》，《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6期）。歷史發展到今天，等級制度和等級差別趨于模糊，官員亦是百姓，百姓皆可為官，“禮”不再是貴族階層的特權和專屬。普通百姓行“禮”不再受到諸多限制，只要有此意愿，皆可以“禮”修身。可以說，“禮”具備了普遍應用的條件，充分說明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前進了一大步。在這種情況下，將“禮俗”進行引導和提升，正是時代給予我們的良好契機。
（作者單位：山東省社會科學院）
